1922年11月30日的傍晚，北海的湖面刚被落日染红免息配资，东华门外却比过年还热闹。车轮声、鞭梢声混作一片，百姓都想瞧一眼第二天的“皇帝大喜”。谁也说不清，这场注定举世瞩目的婚礼，是尾声，还是序章。
溯源要从1908年说起。慈禧太后弥留之际，一道懿旨把3岁的爱新觉罗·溥仪抱进紫禁城。小小身影登上金銮殿，戴上龙冠的那一刻，大清却已风雨飘摇。4年后，隆裕太后替他签下退位诏书。形式上，民国政府允其居宫、保留皇号，等于给这位“太上皇童”留了一块不到三平方公里的舞台。
保持“天子”排场是前朝遗老的执念，少年溥仪也乐在其中。16岁那年，他们要遵照祖制替他选后，“内务府大臣”荣源之女郭布罗·婉容雀屏中选。对荣源来说，这是家族荣耀；对婉容而言，则是一条通往未知的红地毯。
先看这位姑奶奶的底色。她出生在北京东交民巷的宅院，接受新式女学教育，能背诵莎士比亚，也会写一手隽秀工整的小楷。亲友夸她：“中西兼修，婉若游龙。”端庄的外形和灵动的眼神，让她在京城名媛里独树一帜。
大婚前夜，满城官僚名士的贺礼像潮水涌入紫禁城。黎元洪的两万银元装了整整十几只藤箱；徐世昌送来成套官窑瓷器；张作霖的贴身侍卫挑着锦盒进宫，内装东珠项链。连原先不被邀请的14国公使团，也硬是通过北洋政府外交部递条子，求得一席之地。紫禁城的夜，被彩灯和铜锣点燃，看似重现了康乾盛世的影子。
然而真正的主角并不轻松。12月1日拂晓，溥仪穿着缀满金龙的大红袍，脸色比长明灯还苍白；婉容则在灯影里低垂着头，凤冠几乎压得她抬不起脖子。礼成之后，新房红绸恍若血海。溥仪站立片刻，小声嘟囔：“闷得慌，我去养心殿透口气。”说罢，推门而去。那一夜，皇帝与皇后各守寂寞，红烛空燃。
日子推移，二人感情并未升温。溥仪迷恋西式校服、西洋电影和网球，对满族朝服愈发厌烦；婉容则在绣房与图书室间徘徊，写英文日记，盼丈夫一面。孙耀庭回忆，皇后常独坐窗前，檀口轻启却无声，像一幅褪色的仕女图。
1924年10月，冯玉祥炮声一响，清宫优待条款化为废纸。溥仪匆匆从御花园潜门溜出，栖身天津张园。宫墙既破，夫妇表面的礼节也随之剥落。溥仪沉迷西洋社交，婉容守着大宅日日无事，孤独像潮湿的墙根，慢慢爬满她的心。
有意思的是，天津的租界生活本可给两人带来些许新鲜空气，却也把鸦片的味道带到了卧室。起初，婉容只是好奇，后来成了依赖。二两一日的烟土，像黑蚁吞噬着她的身形，珠光宝气也难掩灰白的脸色。
1932年3月，日军扶植溥仪去了长春，改名新京，挂牌伪满洲国。皇帝又有了宝座，但在关东军军刀的光影下，他不过是金丝雀。婉容被安置在同德殿，成了不被允许触碰政务的“名义皇后”。更深的孤独，换来更重的烟瘾。
毒品之外，她渴望情感。侍卫李玉堂出入内廷，给足了倾诉的耳朵。有人说，这是一段可痛亦可怜的依赖。1940年春，婉容孕肚难掩。溥仪震怒，问罪无门，便将刚落地的婴儿托侍从“处理”。据溥仪后来亲笔所述，“孩子被扔进了锅炉。”惨剧就此湮灭在热浪中。
战争的铁蹄很快碾碎了伪满的纸牌殿宇。1945年8月，苏军攻入通化，溥仪仓皇赴沈阳东塔机场，企图飞日本，却被俘。婉容因行走困难，被关押在延吉监狱。阴冷潮湿的地窖里，她连鸦片都难以企及，只剩残缺不全的牙床和骨节肿胀的双腿。
1946年6月，狱卒发现她倒在草席上，口不能言。40岁的末代皇后无声离世，随手卷起的破席，替代了龙棺。埋骨何处？没人统计。几十年过去，长白山脉的风雪或许早已抹平了那个无名小土包。
回到那场红烛夜。紫禁城里的鼓乐、金砖上的香烟，似乎只为留下一叠发黄的照片。镜头里，婉容肤若瓷，颈项修长；镜头外，命运却以毒烟、战火与流亡写下注脚。繁华与衰败，仅隔二十余载。
世间颂美容颜易，洞悉人心难。溥仪一生执着于“皇帝”身份，偏偏放任身边人走向深渊；婉容曾向往新知，却最终困在最旧的囚笼。两条轨迹在1911年后的中国交错，似烟云聚散，不留痕迹。
照片最终被人翻出，放大定格。看客感叹“真美”，却也别忘了，那双略显空洞的眼睛里，或许早藏着对未来的恐惧。金殿里的朱红，终究敌不过鸦片灰白的烟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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